“韩公谬矣!”
荀彧冷笑不止。
“韩公可知,昔年孝灵皇帝因南宫失火焚毁殿宇,故每亩田加赋一钱,由此引得天下大乱乎?此何故?请韩公教我!”
荀彧说的是中平二年(西历185年)时,亦即黄巾之乱平定翌年,南宫云台失火之事。
彼时,天杀的汉灵帝欲重修殿宇,却不愿花自己卖官鬻爵、“辛辛苦苦”挣来的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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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常侍们当然也不愿花自己贪污受贿、“辛辛苦苦”攒下的五铢钱。
这些天杀的宦官们冥思苦想后,给天杀的刘宏支了个招。
“陛下,今天下田亩众多,陛下每亩田加赋一钱,何愁修殿?”
于是乎…
天下大乱!
东汉犹如风中残烛一般摇摇欲坠,不到四年,便名存实亡。
原因很简单!
每亩地加征一钱,看似不多,然则…
别忘了,彼时士族豪强,瞒报田亩、兼并土地,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!
县中望族手中囤积着逾八成良田却不交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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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…
这每亩一钱的加税,便加到了小地主、甚至是无地的客身上!
何况…
天杀的宦官们、天杀的买官的两千石们、天杀的县令县吏们还要层层加码!
于是,小地主破产,依附于士族豪强的各种客们,即便卖妻鬻子仍难以凑齐税额,因而陷入绝望…
所以,既然今上无道,老子难以苟活,不如反特么的!
天下遂大乱!
彼时,白波谷黄巾贼、黑山黄巾贼、泰山黄巾贼、兖州黄巾贼、汝颖黄巾贼、青徐黄巾贼、长沙郡区星之乱等等…
林林总总、斑点散布、祸乱天下,直至今日(建安六年)其残党犹存。
会黄巾盛于海、岱,山寇暴于并、冀,乘胜转攻,席卷而南。乡邑望烟而奔、城郭睹尘而溃,百姓死亡,暴骨如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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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曹丕《典论之自叙》。
究其根源,天杀的刘宏固然要负最主要责任,但无论如何,那些瞒报田亩、肆无忌惮兼并土地的士族豪强,都难逃其责。
荀彧虽身为士族一员,却也对此深恶痛绝。
韩赦既然胆敢睁着眼说瞎话,荀彧便不介意恶心恶心这个糟老头子。
韩赦果然涨红了老脸,讷讷不能言。
见气氛颇僵,杜畿干笑着打圆场。
“令君,某实是欲言,因新粟亩产约十八斛,是以而今河南郡诸望族,已对新政极为拥护,下一步便可推行两税法。”
所谓两税法,即只按照屯田税率征收夏秋两税,其余杂税一律取缔。
因此,赵旻才要大力推行一年两熟…好算账嘛!
赵旻效仿的是北宋仁宗朝的税制,即针对地主及农民,只征两税而取缔其余一切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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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一提的是:宋仁宗赵祯,同样重视商贾和外贸,北宋的商税及榷税收入,几乎冠绝封建时代。
而赵旻不需要征收商税和榷税,因为他只需要供货赚差价即可。
汉末可不是北宋,这时代哪里有北宋时期的那种市民?
荀彧不再揪着韩赦不放,其人闻言微微颔首。
“伯侯,河南郡在五月中收割之冬小麦,均产几何?”
杜畿作揖。
“回令君,均产二十三斛。然因耕种冬小麦者,皆为去岁安置之流民,故不在新政之实施范围内。”
二十三斛即六百三十市斤,放在后世是歉收…
小麦的平均亩产,在赵旻未来之前,大概是七斛,也就是后世二百斤上下。
这是因为汉末的耕种技术实在太落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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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解决流民问题,不一定能解决现有问题。
换言之,冬小麦收成即便再好,也只是使流民安居乐业、解决温饱而已,却解决不了社会主要矛盾。
要知道,汉末的社会主体、协助统治者稳固统治的群体是士族。
这是全民文盲、士族垄断知识的中古时期汉末,不是近古甚至近代时的明清。
汉末之所以大乱,导火索是农民起义,最终成势、并割据一方者,却是地主阶级。
注意:汉末不但没有自耕农,且小地主也因天杀的刘宏倒行逆施而破产,最终不得不依附于士族豪强。
不然…李典、糜竺、陈登那些数量庞大的客及部曲,又从何而来?
荀彧通过杜畿的汇报,心中已对其人有了大概的认识。
这是一名能吏。
于是荀彧语气中略带上几分审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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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故,伯侯以为,河南郡诸望族,因粟亩产大增而不反对两税?”
杜畿颔首后作揖。
“诚然如此,令君。盖因诸望族耕种所得,远高于往日,如此则其仓廪必实,仓廪实而知礼节也。”
由此可见,不止颖川、河南二郡,今年推行新政之地,应皆已大幅、甚至是超出所有人认知地增产。
如此一来,谁还有怨言?
所以杜畿的逻辑完全没有问题。
于是荀彧抚须颔首。
钟繇突然道:“伯侯,你可曾婚配?”
钟繇此言一出,众人皆愕然。
杜畿同样错愕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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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回使君,某尚未婚配。”
钟繇抚须而笑:“今河西四郡及二关,皆乏人镇守,伯侯可愿赴任?”
众皆恍然,惟杜畿仍愕然。
“使君,今河西四郡及二关已重归我皇汉乎?”
四郡二关,指的是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及敦煌四郡,玉门关、阳关二关。
钟繇笑着颔首。
“正是!卫将军尚欲重设西域都护府也。如何?伯侯可愿往?”
杜畿对此不假思索。
“回钟使君,国既欲用某效力,某必责无旁贷也!然则…钟使君,某欲举荐一高士,随某同赴河西四郡。”
包括杨彪、赵大娘和袁夫人在内,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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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繇正愁无人可用,闻言欣然颔首。
“伯侯但说无妨。”
杜畿作揖道:“此君乃右扶风苏文师也,长某三岁,亦为孝廉,今正在故里武功县授课,未曾出仕。”
杜畿所说之人,正是曾在历史上痛斥董昭、死后被陈寿列入杜畿同传的苏则苏文师。
他们同列《魏书卷十六》,也就是太守传中。
虽然陈寿为苏则列传,有父凭子贵的考量(苏则子孙显于西晋),但苏则确实有真本事。
荀彧抚须问道。
“伯侯,此君确有其才?”
杜畿断然道:“令君放心,某虽非右扶风人,然某亦曾多次闻苏文师之大名。”
荀彧看向钟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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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繇颔首。
“文若有所不知,今岁凉州茂才之人选,确有右扶风苏文师也。且此乃伯宁呈报。”
赵旻有意将历史上的雍、凉二州并为一州,因此三辅如今归满宠管辖。
钟繇做为监察十三州刺史的司隶校尉,满宠呈报的茂才名单,必然经钟繇之手。
在东汉,茂才由郡所察,并最终由州推举。
诸君勿忘记,察举制今年已恢复。
既如此,荀彧便也欣然颔首。
“伯侯,半月后你可否成行?”
杜畿断然道:“回令君,无需半月,只需尚书台遣人上任,某便可启程赴右扶风。”
荀彧也不含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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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伯然,你可否出任河南太守?”
赵俨起身作揖。
“回令君,明日某便可随伯侯赴任。”
荀彧颔首:“甚善!事不宜迟,伯侯当尽速启程。”
杨彪哑然失笑。
“文若不必过急,伯侯先坐下用饭!”
于是乎,河西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及敦煌四郡太守,就此全部搞定人选。
这效率,怎一个快字了得。
杨彪复又看向韩赦。
“阿弟,阿旻临行前交待之事进展如何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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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赦终于找回了面子。
其人洒然一笑作揖。
“文先公放心,一切皆已就位。此刻,其众应已至大散关也。”
同一时间,阳光下的大散关衙署中。
左大将难掩心头狂喜,向那些说着一口地道许都话的颖川高士们一一行礼。
他直至此时,方才明白赵旻一片苦心。
【作者题外话】:东汉之亡,看似亡于财政收入不足,实则不然…
从更深角度来看,东汉灭亡,亡于皇权世俗化、郡国本位化和士大夫家族化…
实则也不对!
东汉灭亡,究其根源,还是亡于土地兼并、自耕农乃至小地主破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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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言蔽之,东汉与其他大多数王朝一样,亡于经济崩塌。
云某已不知强调过多少遍,“客”是颠覆东汉的直接原因。
“客”是一个特殊阶层,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以宗族、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,对族里而言,外姓是客;
对乡里而言,外乡是客。
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,因此“客”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,以求托庇。
客的具体属性,与其前缀有关。
“宾客”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。
“上客”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,是地方豪族的礼宾。
“谈客”利用口舌才华,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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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奴客”则更加宽泛,随着任务的变化,而被冠以“部曲”、“田客”、“复客”乃至“盗贼”等名称,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“奴”。
建安元年(196)…
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,史称“争盟淮隅”。
结果袁术勾引吕布,偷袭刘备老巢下邳,备军大溃,逃至广陵海西县。
在吕布、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,刘备断粮,军队“穷饿侵逼,自相啖食”,命在旦夕。
(刘)备军在广陵,饥饿困败,吏士大小自相啖食,穷饿侵逼。--《英雄记》
千钧一发之际,东海大商人糜竺,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,“贡献二千奴客,金银货币”。
刘备赖此复振,逃出生天。
先主转军广陵海西,(糜)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,奴客二千,金银货币以助军资;于时困匮,赖此复振。--《蜀书糜竺传》
糜竺贡献的金银货币,无疑充作军费;而二千奴客,则是充作部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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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部曲”,即“部”和“曲”,本身是军队建制单位。
但在汉末魏晋时代,等同于私兵。
部曲只听命于直系长官,无法越级指挥;
他们只知有上司,而不知有皇帝。
糜氏家族是海东巨富,“僮客万人,赀产钜亿”。
所谓僮客,实际在此等同于奴客。
糜竺字子仲,东海朐人也。祖世货殖,僮客万人,赀产钜亿。--《蜀书糜竺传》
换言之,在糜竺麾下的万余奴客中,有至少二千人,可以直接转化为部曲,丁壮比例大约占据了五分之一,不可谓不高。
不难看出,有相当比例的“部曲”本身便是从“奴客”衍生而来,因此严格遵循主奴关系,具备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。
再比如陈登,下邳豪族,世吏二千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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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祖父是太尉陈球,父亲是沛相陈珪,叔父是扬州刺史陈瑀,烜赫一时。
兴平元年(194)陶谦死,陈登邀请好友刘备出任徐州刺史。
刘备担心威不服众,陈登却笑称“愿为使君招募十万甲兵”。
“十万”无疑是虚指,但也能看出陈氏蓄养了大量奴客。
(陈)登曰:“公路(指袁术)骄豪,非治乱之主。今欲为(刘)使君合步骑十万,上可以匡主济民,成五霸之业。”--《蜀书先主传》
吕布败亡前夜(199),曹操、刘备合兵进攻徐州,彼时身为广陵太守的陈登,也从南方进发,协助联军围剿吕布。
《先贤行状》记载陈登“率郡兵为曹公先驱”。
所谓的郡兵,即指陈氏在广陵与下邳两郡的部曲。
太祖到下邳,(陈)登率郡兵,为(曹)军先驱。--《先贤行状》
吕布覆灭后,陈登因功受封“伏波将军”,可见其麾下部曲,在战斗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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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登随着势力膨胀,甚至“有吞灭江南之志”,即渡江攻杀孙策。
可见下邳陈氏的奴客质量,很明显强于东海糜氏。
(吕)布既伏诛,(陈)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,甚得江、淮间欢心,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。--《先贤行状》
从上述案例中,不难看出,豪族大姓能够把持地方话语权,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掌握了丁壮力量。
豪强们平日里利用奴客在田庄中从事劳作,为自己赚取血汗利润,遇到乱世便立刻化身为宗帅头子,将手下的狗腿子们武装起来,割据自保。
类似案例在《三国志》中多不胜数。
诸如李通、卫臻、诸夏侯曹氏等地方豪霸,均蓄养大量奴客——和平年代用作劳力,战乱时期便充当部曲,四处征伐。
南方的“山越”、“宗部”、“賨人”指代的也是类似群体。
山越即长江以南的避役百姓,賨人即巴蜀地区的板盾蛮,宗部相对泛指。
当然,如果奴客首领(部曲帅)没有接受地方军阀的招安,那他们往往会被冠以“盗贼”的称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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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在相对太平的时节,许多披着官服的恶匪,也会指示手下的奴客从事劫掠活动。
比如曹洪、刘勋是曹魏勋臣,却“贵宠骄豪,放纵宾客在郡界数犯法”。
征虏将军刘勋,贵宠骄豪,又(司马)芝故郡将,宾客子弟在(郡)界,数犯法。--《魏书司马芝传》
时曹洪宗室亲贵,有宾客在(许县)界,数犯法。--《魏书满宠传》
此处的“宾客”,即奴客部曲;
“在郡界犯法”,则隐喻其从事强盗活动。
比如初平四年(193)阴平守将张闿在兖州、徐州郡界截杀曹嵩,便被记载为“杀之于郡界”。
徐州牧陶谦素怨(曹)嵩子(曹)操数击之,乃使轻骑追嵩、德,并杀之于郡界。--《后汉书应劭传》
这种“亦官亦匪”的行径,在西晋时期依然数见不鲜,比如荆州刺史石崇,便指使奴客部曲洗劫过路商队,因此石崇富可敌国(见《晋书石崇传》)。
综上所述,在汉末三国魏晋,根本不存在所谓自耕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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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想暂且到此,下一章咱们再聊那几人子孙在西晋的情况。
今儿同样不可避免地…
云某喝多了。
不知所云,乞请诸君见谅。
下一章咱们继续。
明日起,每天继续两更。